和他受苦半輩子的家珍，福貴感到無限愧疚與懊悔，甚至自責。
於是福貴說道：「我這輩子能娶上一個這麼賢惠的女人，是我前世做狗吠叫了一輩子換來的」，家珍的死對福貴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。
死亡場景的詳盡程度不僅隨人物本身而減小或加重，還隨時間推移逐漸簡略。
這種微妙的變化反映了福貴在一次次的生離死別中逐漸麻木、疲憊的內心。
但有一個人的死例外：福貴的孫子苦根。
苦根是最後離福貴而去的，但他的死卻與家珍同樣詳細，甚至描寫他「嘴裏還有兩粒沒嚼爛的豆子」，有些奇怪。
但這同樣是余華的高明之處—他用父親的死標誌着福貴苦難的開頭，從這往後福貴不斷經歷死亡、苦難，同時擺脫荒淫、戲謔的生活，開始真正活着；又用孫子苦根的死標誌福貴苦難的「結束」從這之後福貴的「活着」再次升華，開始不斷救贖：把自己從麻木中拯救出來，把一頭老牛從屠刀之下拯救出來，自此，一人一牛，兩條遲暮的生命相依為命。
福貴生命的韌性、頑強在這一刻達到頂峰，霎時間便閃耀出人性的光芒。
這種生死碰撞的「活着」在余華的其他小說中也時常體現，例如《兄弟》中的李光頭和宋鋼、《許三觀賣血記》的許三觀，《第七天》里的楊飛甚至直接成為鬼魂，以死見生、窺探萬象……這樣看來，余華文學作品中的生好像與死緊緊捆住，擅長利用這種「活着」來書寫現實主義風格的故事。
不得不承認，余華在「死」這件事上十分成功，但又好像對於「生」有着深深的眷戀。
他渴望死，卻不想簡單的死去；他想要生，卻不想麻木的活着，他和福貴都向死而生。
二、作品背景、意象解讀《活着》的故事大致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湖南、江西一帶，分為抗日結束時期、內戰時期、解放後」人民公社」時期、文化大革命」大躍進」時期四個階段。
這部小說在展現福貴苦難人生的同時，還用一些細節表現了中國社會三五十年的時代變遷、眾生萬象，一定程度的反映了現實主義作家基於現實、高於現實的文學創作原則。
這些細節、意象的選擇畫龍點睛…